草間彌生作品《花開妻有》，圖片來源：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　　每年夏季都是藝術界博覽會和雙年展喘息的時段。然而，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藝術節和歐洲多地藝術節項目的舉辦使藝術得以走出展廳之外，在城市、鄉村和自然景觀中棲身。人們也得以換下正裝，踏上適于跋涉的鞋履，去尋訪這些“公共藝術”的目的地。

　　公共藝術，顧名思義，就是公共的藝術，也可以理解為發生在公共空間里的藝術，或是面向公共的藝術，抑或是探討公共和藝術關系的藝術。在藝術史的維度里，公共藝術依舊是一種新興的當代藝術形式，并無統一定義和固定模式，但在世界各大城市和鄉村藝術活動中方興未艾。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公共藝術開始超越藝術界，成為公共領域中的事件，甚至與城市和鄉村建設息息相關。公共藝術不僅是檢驗藝術家創意的平臺，更是折射公共意見的鏡子。

　　從亞里士多德對于古希臘城邦公民生活的構想，到哈貝馬斯對于現代社會公共領域的闡述，“公共空間”一直都是西方社會發展中的重要概念。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何在公民運動興起、公共空間大幅擴展的1960年代，公共藝術開始在西方社會出現。此時的作品以雕塑或大地藝術為主，代表人物有克里斯多(Christo)夫婦、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等。1970 年代，紐約相繼成立了“創意時代”(Creative Time)和公共藝術基金(Public Art Fund)等致力于推廣公共藝術的非營利組織，并開始委托藝術家在紐約公共場所創作。

　　與此同時，在德國小鎮明斯特，在市民強烈抗議放置于公園內的美國藝術家喬治·里奇(George Rickey)的雕塑之后，明斯特雕塑展應運而生，并開始邀請藝術家在城市的公共空間內定制作品。自2009年起，瑞士巴塞爾藝博會便開始與美國機構“創意時代”合作，在邁阿密、巴塞爾等地藝博會期間推出不同形式的公共藝術項目。2018年6月在巴塞爾的“Basilea”項目更是長達一個月，旨在以工作坊、公眾論壇等形式激發參觀者的公民意識，探討對于公共空間的使用。

　　“創意時代”副主席馬塞拉·齊默爾曼 (Marcella Zimmermann)在接受《藝術新聞/中文版》專訪時說：“這個項目為巴塞爾帶來了日常感，也就是在博覽會之前、之后發生的事情。這些具體的項目處于藝術世界的邊緣，而或許正因如此，這些項目在涉及社會、政治和經濟變化的時候會更有效率。”

　　2018年9月，巴塞爾藝博會還將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巴塞爾藝術都會”項目。作為世界最頂級的藝博會之一，巴塞爾藝博會只在每年6月的短短一周就可以為巴塞爾帶來9萬多名游客，而這個瑞士小城的常住人口僅有16萬。巴塞爾藝博會自2012年起在香港舉辦以來，便迅速成為全城藝術盛事，其舉辦的3月還成為官方旅游發展局認定的“香港藝術月”。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巴塞爾藝博會無疑具有某種“公共藝術”屬性。將公眾帶向藝術，同時在世界不同城市推廣藝術，成為其日程的一部分也就不足為奇了。

　　公共藝術，公眾參與

　　從歷史上來看，公共藝術的“公共性”一直都要大于“藝術性”。

　　公共藝術的“公共性”，恰恰在于公眾參與。這不僅體現在對藝術作品完成后的欣賞，也體現在對作品選擇的建議、作品創作過程中的討論等。倫敦市中心特拉法加廣場的“第四基座”公共藝術項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該項目以廣場西北角上的花崗巖基座命名。這個原本打算放置英國國王威廉四世雕像的基座，因為種種原因被空置了150年之久。直到1998年，經過各方公開討論和博弈，英國皇家文藝學會(Royal Society of Arts)才接手并開始委托藝術家于該基座上創作雕塑。在前三位藝術家的雕塑作品受到公眾好評之后，“第四基座”項目才于2005年被移交給倫敦市政府管理。

　　至今，已有12位藝術家為其量身打造了雕塑。英國藝術家安東尼·葛姆雷(Antony Gormley)的雕塑方案《一個和其他》(One & Other，2014)更是邀請了2400名公眾志愿者輪流在基座上擔當人體雕塑。“第四基座”的建立和發展的每一步都反映了公共藝術的前途命運和公共參與密不可分，越是在城市中歷史悠久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空間，就越如是。

　　由于公共參與的重要性，通過公共藝術把公共空間純粹作為藝術家個人表現的舞臺的做法自然會受到質疑。英國印度裔藝術家阿尼什·卡普爾(Anish Kapoor)憑借在美國芝加哥創作的雕塑《云門》(Cloud Gate，2004- 2006)而聞名于世。但因為該雕塑建造歷時兩年、耗費2300萬美元而飽受詬病。雖然資金全部來源于私人贊助，但芝加哥市民依然覺得這些錢本可以用作他途。

　　2018年1月，美國藝術家杰夫·昆斯(Jeff Koons)提出要贈送給巴黎一座2015年恐怖襲擊紀念碑，并放置在東京宮門前，但在巴黎市民強烈反對后被巴黎市長拒絕。巴黎市民在聯合公開信中指出，這個以美國自由女神像為靈感、一只大手握著一把彩色郁金香的方案“令人震驚”，不僅其含義和選址與2015年恐襲毫無關系，其外形更是與東京宮的建筑風格不符。該方案未經篩選，無視民主原則。更何況，杰夫·昆斯已經成為藝術家富豪的代表，在如此顯赫的位置為這個藝術家打廣告有違東京宮支持新興藝術家的理念。